1. 适用范围：耳鸣诊治相关的临床医生、临床研究人员。

2. 计划目标人群：耳鸣患者。

3. 适用环境：诊治耳鸣患者的各级医疗机构。

1. 成立共识制定委员会多学科专家工作组：包括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家（26名）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专家（35名）、临床流行病学专家（2名）。

2. 凝练常见临床需求：基于共识会议法，凝练耳鸣诊疗关注的常见临床需求。

3. 检索文献：确定文献检索策略并检索，共识基于的证据主要来自于系统评价或meta分析，若无上述文献，则主要参考随机对照试验或观察性研究。

4. 评价证据质量：应用美国放射学会使用的推荐分级的评估、制定与评价（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，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，GRADE）方法^{［2, 3］}评价证据质量，等级A~D代表研究质量由高到低（表1）。

5. 开展影像学检查临床适用性评价：基于循证医学证据、专业技能和经验以及患者意愿，共同慎重评价某种影像学检查的必要性及其选择的合理性^［1］。

6. 形成推荐意见：以共识会议法形成各影像学检查方法适用性评价的推荐意见，以“红绿灯式”3种底色形象地代表该影像学检查的临床适用性。

7. 撰写共识：借鉴国际实践指南报告规范（Reporting Items for Practice Guidelines in HealThcare，RIGHT）^{［4, 5］}、中国制订/修订临床诊疗指南的指导原则（2022版）^［6］撰写共识，并严格质量控制。

8. 外部评审。

1. 检索实施时间：2021年8月15日。

2. 检索时间范围：2000年1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。

3. 检索语种：中文，英文。

4. 检索数据库：（1）中文数据库：万方数据库、中国知网数据库、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；（2）英文数据库：PubMed，Ovid MEDLINE Epub Ahead of Print，In-Process & Other Non-Indexed Citations，Ovid MEDLINE Daily and Ovid MEDLINE<1946 to Present>。

5. 检索主题词：CT（computed tomography）；磁共振成像（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，MRI）；检查（examination）；医学影像学（medical imaging）；核医学（nuclear medicine）；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扫描（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/computer tomography，PET/CT）；超声（ultrasound）；数字减影血管造影（digital subtract angiography，DSA）；动脉成像（angiography）；静脉成像（venography）；耳鸣（tinnitus）；搏动性耳鸣（pulsatile tinnitus）；静脉性耳鸣（venous tinnitus）；非搏动性耳鸣（non-pulsatile tinnitus）；耳硬化症（otosclerosis）；桥小脑角（cerebellopontine angle）；听神经瘤（vestibular schwannoma，acoustic neuroma）；颈静脉孔区（jugular foramen）。

6. 检索限定：试验对象为人，排除动物实验。排除个案报道、专家述评、专题笔谈、讲座。

7. 检索结果：纳入与本共识密切相关文献共计36篇（文后参考文献［7］~［42］）。

本共识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平台注册（IPGRP-2021CN245）。本共识已撰写计划书，可通过通讯作者获取，共识工作按计划书预定要求完成。

血管性搏动性耳鸣可分为动脉性和静脉性^［7］（A），静脉性约占84%。对于静脉性搏动性耳鸣，血管周围骨壁缺失伴/不伴憩室形成是关键原因之一^{［8, 9］}（C，D），占所有病因的86%以上^［10］（C），且43%的患者存在多处骨壁缺失^［8］（C）。目前有多种可选的检查方法，分述如下（表2）。

1. 耳部双期增强CT：耳部双期增强CT，即CT动脉成像+静脉成像（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and venography，CTA+CTV）为首选^{［11, 12］}（A，A），可发现94%的静脉源性搏动性耳鸣的病因^［10］（C）。该检查对硬脑膜动静脉瘘的判断具有优势，敏感度最高为89%，特异度最高为100%^［13］（D）。

2. 耳部单期增强CT：部分研究使用耳部单期增强CT，即CT动脉/静脉成像（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/venography，CTA/V）检查^{［14, 15］}（A，A），也可有效判断大多数病因，但判断硬脑膜动静脉瘘存在局限。

3. 耳部CT平扫［联合头颅磁共振动脉成像+静脉成像（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and venography，MRA+MRV）］：碘对比剂禁忌者可行耳部CT平扫检查，利用10 μm级耳科专用CT可细致显示骨质结构^［16］（D），有能力区分骨壁缺失和骨壁菲薄。联合头颅MRA+MRV检查可进一步判断血管及血流状态，4D flow MRI检查可进一步评估血流动力学状态^［17］（C）。单独使用头颅MRA+MRV则无法清晰显示骨质结构。

4. 耳部CT（平扫或平扫+增强检查）：对于有耳内镜阳性发现的患者，建议耳部CT（平扫或平扫+增强检查），必要时联合耳部MRI平扫+增强检查。

5. 头颈部血管超声（联合CTA单期检查）：对于临床可明确判断耳鸣为动脉性的患者，可行头颈部血管超声（联合CTA单期检查）评估大血管^［7，18］（A，D），但难以分析其他病因。

6. 耳部MRI联合耳部MRA：对于怀疑小血管压迫神经的患者，耳部MRI联合耳部MRA薄层成像检查可显示血管与神经毗邻关系^［19］（A），但需谨慎判断病因^［20］（A）。该检查方法无法清晰显示骨质结构。

7. 头颅MRI平扫联合头颅MRV：对于怀疑良性颅内高压的患者，可应用头颅MRI平扫联合磁共振静脉成像（magnetic resonance venography，MRV）^［14］（A）。该检查方法无法清晰显示骨质结构。

8. 头颅DSA：对于怀疑硬脑膜动静脉瘘或动静脉畸形的患者，头颅DSA可明确诊断并实施治疗^［21］（C）。对于拟行横窦支架植入术的患者，可行DSA联合静脉测压^［14］（A）。

9. 头颅CT、MRI：头颅CT检查无法满足耳部病变评估要求。头颅MRI平扫难以准确判断病因，敏感度仅59%^［21］（C）。功能MRI可定量分析血管性搏动性耳鸣脑活动特征^{［22, 23］}（C，C），目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。

1. 怀疑耳硬化症：约65%的耳硬化症患者伴耳鸣^［24］（C），临床表现可为搏动性（也可为非搏动性）（表3）。

（1）耳部CT平扫：耳部CT平扫可有效发现耳硬化症的病灶^［25］（B），是提高诊断成功率的关键检查方法^［26］（C）。10 μm级耳科专用CT可更细致地观察骨质结构^［16］（D）。

（2）耳部CT平扫+增强：除耳部CT平扫所见征象外，增强检查中病灶强化提示与局部血管增生、炎性反应有关^［27］（A）。

（3）耳部MRI平扫（+增强）：增强检查中病灶强化提示与局部血管增生、炎性反应有关。单独使用耳部MRI检查易致漏诊^［28］（A），建议联合CT检查。

（4）头颅CT或MRI：头颅CT或MRI检查无法满足耳部病变评估要求。

2. 怀疑肌阵挛、咽鼓管功能障碍：儿童人群症状可在生长发育后消失。影像学检查为非必需，各类影像检查难以直观显示病因，因此无通常适用的影像学检查（表3）。

（1）头颅MRI平扫（+增强）或头颅CT平扫（+增强）：头颅MRI或CT检查可用于排除器质性病变^［29］（A），通常为偶然发现（1/35，3%）^［30］（D）。

影像检查既无助于明确病因与症状评估，也无助于诊疗策略制定，几乎无法使患者获益^{［29，31］}（A，A），因此无通常适用的影像学检查（表4）。

1. 耳部MRI平扫或头颅MRI平扫：基于诊治医生的专业技能、经验和（或）患者意愿，可考虑选用耳部MRI平扫或头颅MRI平扫。基于功能MRI、脑电图或脑磁图等技术的脑活动研究将为揭示耳鸣发病机制、制定诊疗策略、疗效预测提供新证据^{［32, 33］}（C，C）。

需要影像学检查以排除肿物等病因。桥小脑角区、内听道肿物可能为病因之一，其中听神经瘤相对常见，59%~70%患者伴耳鸣^［34］（D）；脑膜瘤相对少见，其耳部症状相对少，约15%~60%患者伴耳鸣^［34］（D）。迷路内神经鞘瘤、脑干病变（多发性硬化、肿瘤、出血、梗死）临床少见^［35］（D）（表5）。如考虑耳硬化症，详见本共识中非血管性搏动性耳鸣；如考虑头部外伤、梅尼埃病、眩晕，可参考《听力损失和（或）眩晕患者影像学检查临床适用性评价共识（2022版）》^［36］（A）中相应部分。

1. 耳部MRI平扫+增强：耳部MRI平扫+增强检查是探查桥小脑角区、内听道肿物的首选方法^［37］（A）。该检查也可有效发现迷路内神经鞘瘤并评估受累范围^［38］（D）。由于扫描范围包括部分脑干，因此也可用于发现脑干病变。

2. 耳部MRI平扫：耳部MRI平扫检查中强调应用薄层水成像序列，该序列对直径2~10 mm（中位数4 mm）的听神经瘤判断准确率、特异度分别为97%~99%、96%~98%^［39］（D），而厚层（层厚为3 mm）、不应用水成像的MRI平扫检查对上述径线的病变判断准确率下降至56%~59%^［40］（B）。不同MRI序列对肿瘤的径线测量结果存在差异^［41］（D），故多次随访需使用同一序列进行径线测量。

3. 耳部CT平扫+增强：耳部CT平扫+增强检查仅适用于MRI禁忌患者，对桥小脑角区、内听道较小肿物或颅内较小病变显示不佳。

4. 耳部CT平扫：如果发现肿物并涉及手术等治疗规划，建议同时开展CT平扫检查以清晰显示局部骨质结构^［42］（A）。

5. 头颅MRI平扫（+增强）：对于怀疑脑部病变的患者，需行头颅MRI平扫或MRI平扫+增强检查全面评估。

6. 头颅CT平扫、血管成像：头颅CT平扫、血管成像通常难以有效发现与评估病变。

选择检查项目时应充分考虑检查禁忌证。

建议医生与患者共同探讨检查的风险及获益。

1. 有利因素：将促进临床医生更为合理地选择影像学检查方法。

2. 不利因素：语言为中文，限制了在非汉语国家的使用。需根据应用情况进行必要调整。

1. 本共识不涉及以其他典型病史（如外伤、脑血管病、神经退行性疾病）或症状（听力损失、眩晕等）为主要特征而耳鸣仅为伴随症状的临床需求。

2. 适用性评价借鉴了临床医生经验，考虑了临床应用习惯，可能产生偏倚；未进行患者意愿和价值观调查；没有考虑非影像学检查方法。

3. 有关影像检查参数等数据采集方案，可参考相关指南、共识等^{［12，43］}。

成果可加入临床辅助决策支持系统［基于EBMICA的影像检查方法智能选择系统（EBMICA.com）］。预计2025年前进行必要的修订和更新。

本共识未涉及资金支持。

共识制定委员会成员

指导委员会（按姓氏首字母排序）：韩东一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姜学钧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）；李华伟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）；孙建军（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）；王海波（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山东省耳鼻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吴皓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杨仕明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殷善开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

主任委员：王振常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）；龚树生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刘晓清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）

副主任委员、证据评价组（按姓氏首字母排序）：孔媛媛（北京市临床医学研究所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研究室）；杨正汉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）

主要执笔者：赵鹏飞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）；吕晗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）；王国鹏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

推荐意见共识组（按姓氏首字母排序）：陈穗俊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耳鼻喉科）；戴春富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）；冯仕庭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诊断科）；高下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龚树生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韩东一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韩萍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放射科）；侯阳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放射科）；华清泉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咽喉-头颈外科）；姜学钧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）；孔媛媛（北京市临床医学研究所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研究室）；李华伟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）；李明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耳鼻咽喉科）；李松柏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科）；李跃华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放射科）；梁勇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刘军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放射科）；刘晓清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）；刘亚欧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放射科）；刘玉和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吕发金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科）；吕晗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）；吕维富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影像科）；马芙蓉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）；马林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放射诊断科）；马秀岚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耳鼻咽喉科）；沙炎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放射科）；沈君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放射科）；时海波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宋彬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）；孙建军（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）；孙敬武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孙立新（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山东省耳鼻喉医院影像科）；陶晓峰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放射科）；汪登斌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放射科）；汪照炎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王国鹏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王海波（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山东省耳鼻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王劲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放射科）；王秋菊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王振常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）；吴皓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伍伟景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夏寅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耳鼻喉科）；鲜军舫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放射科）；肖红俊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熊观霞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）；杨军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耳鼻咽喉-头颈外科）；杨仕明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杨正汉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）；殷善开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尹时华（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袁慧书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放射科）；袁伟（重庆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曾祥丽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耳鼻咽喉科）；查定军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查云飞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放射科）；张冰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医学影像科）；赵鹏飞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）；赵守琴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）；赵宇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耳鼻咽喉-头颈外科）；郑敏文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射诊断科）；钟时勋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）

方法学专家：刘晓清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）；孔媛媛（北京市临床医学研究所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研究室）